登基大典上，礼官高唱：“吉时到——”

朱厚熜一步步走上龙椅，转身坐下。龙袍沉重，却压不住他心头的热血。当百官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时，他望着殿外的天空，在心里默念：“爹，儿子做到了。”

新帝登基的威仪尚未散尽，嘉靖帝的第一道诏令便是彻查武宗朝佞臣。

武宗在位时，钱宁、江彬之流仗着圣宠，权倾朝野，鱼肉百姓，早已引发天怒人怨。嘉靖帝自藩地入京，一路目睹民间疾苦，深知这些佞臣是朝政混乱的根源。登基不过三日，他便下令锦衣卫火速逮捕钱宁、江彬的党羽，抄没家产，审讯定罪。这些人或被贬谪流放，或被罢官夺爵，一时间朝野震动，人心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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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完佞臣，嘉靖帝的目光又投向了另一大毒瘤——专权的宦官。武宗朝的宦官势力早已尾大不掉，司礼监掌印太监甚至能代皇帝批红，各地镇守太监更是横行霸道，干预地方政务，掠夺民脂民膏。嘉靖帝深知宦官乱政的危害，登基半月便颁布铁律：“宦官不得识字，不得干预政务，不得与外臣结交，违者立斩无赦！”

这道诏令犹如惊雷，让宫中宦官人人自危。可偏有不信邪者，武宗旧侍张锐，曾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仗着自己侍奉先帝多年，根基深厚，竟暗中收受地方官员的重金贿赂，以为新帝根基未稳，不敢动他。此事很快通过监察御史的奏疏传到嘉靖帝耳中，他当即拍案大怒：“小小宦官，竟敢藐视朕的禁令！”

次日早朝，嘉靖帝下令将张锐押至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厉声斥责其贪赃枉法、违抗圣命之罪。张锐还想仗着武宗旧人身份求饶，嘉靖帝却不为所动，冷声道：“先帝纵容，不代表朕会姑息！”随即下令，将张锐拖至午门外杖责三十，打完后直接贬往南京孝陵种菜，永世不得回京。

三十大板打得张锐皮开肉绽，贬谪的旨意更是让所有宦官噤若寒蝉。往日里作威作福的太监们，如今个个夹紧尾巴做人，不敢越雷池半步。嘉靖帝趁热打铁，裁撤了武宗朝增设的宦官机构，削减宦官人数，严格限制司礼监的权力，规定批红大权必须由皇帝亲掌，宦官仅负责传达旨意，不得擅自篡改。短短数月，宫中风气为之一清，再也不见往日宦官专横跋扈的景象。

清除了佞臣和宦官两大隐患，朝政逐渐走向清明，但嘉靖帝并未满足。他深知，要想开创盛世，仅凭一己之力远远不够，必须招揽一批有才干、品行端方的贤臣辅佐。于是，他下旨废除了武宗朝堵塞言路的陋习，广开言路，鼓励群臣直言进谏，无论大事小情，只要对国家有利，皆可上书建言。

为了吸纳贤才，嘉靖帝还下令吏部重启科举，改革考试弊端，注重选拔有真才实学、通晓经世致用之学的考生，而非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同时，他打破门第限制，下令各地官员举荐民间隐士、贤才，只要有过人之处，便可入朝为官。诏令一出，天下有识之士纷纷响应，不少怀才不遇的贤才通过举荐或科举进入仕途，为朝堂注入了新鲜血液。

张璁便是这个时候进入嘉靖帝的视线，他本是个举人，考了多年进士都没中，一直在地方当小官。嘉靖帝登基后，他上书支持皇帝尊崇生父兴献王，与杨廷和等大臣展开了“大礼议”之争。

杨廷和骂张璁是“小人”，要把他贬到偏远地方。嘉靖帝却看出了张璁的才华和勇气，把他召到京城，提拔为翰林学士。

“皇上，您不怕别人说您重用小人吗？”有太监问。

嘉靖帝笑道：“只要能为百姓做事，管他是什么出身？杨廷和虽是老臣，却固执己见，眼里只有礼制，没有民心。”

除了张璁，嘉靖帝还重用了夏言。夏言是个直性子，有次嘉靖帝想修宫殿，夏言直接上书：“陛下，百姓还在挨饿，修宫殿太浪费了！”

嘉靖帝不仅不生气，反而表扬他：“说得对，朕差点忘了百姓的苦。”

在这些贤臣的辅佐下，嘉靖帝开始推行一系列改革。

政治上，他加强中央集权，让厂卫和法司各司其职，不准相互干预。有个锦衣卫指挥使想插手一桩案子，嘉靖帝直接把他降了职：“司法的事，轮不到你们管。”

经济上，他严查皇庄和勋戚庄园。有个外戚侵占了百姓万亩良田，嘉靖帝下令：“把田还给百姓，再打他五十大板！”他还减免赋税，治理水患，让百姓能安心种地。

军事上，他重用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打击倭寇。有次倭寇攻陷了台州，嘉靖帝连夜召见戚继光：“朕给你兵权，务必把倭寇赶出去！”戚继光果然不负所望，训练出“戚家军”，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

文化上，他改革科举，让考试内容更贴近实际。李时珍写《本草纲目》，他亲自拨款支持；宋应星编《天工开物》，他下令刊行天下。

几年下来，明朝的国力渐渐恢复。粮仓满了，军队强了，百姓笑了。史书上说，这一时期“天下翕然称治”，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嘉靖中兴”。

站在奉天殿的台阶上，望着万里晴空，嘉靖帝想起了安陆的牡丹，想起了父亲的教诲。他知道，自己没有辜负那份托付。

只是他不会想到，多年后，自己会沉迷道教，荒废朝政。但至少此刻，这个从藩王府走出的少年，用他的智慧和魄力，让大明王朝重新焕发出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