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仅仅是悲剧的序幕。他用沉重的笔触继续揭示更残酷的现实：

“然而，丈夫的猝然离世，竟还不是周姨最大的不幸！料理丧事几天后，婆婆便带着几个儿女上门，强硬地要求周姨必须将丈夫名下的所有产业过户给几个小叔子和小姑子。他们不允许周姨改嫁，要求她‘安分守己’地将孩子们抚养成人，并承诺每月会给予生活费。

尚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周姨，如何能立刻处理这等大事？她只是本能地回了一句‘过阵子再说’。这句合情合理的推脱，却引来了婆家极大的不满。

恶语相向，争吵不休，最终周姨将他们赶出了家门。她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她漫长噩梦的开始……”

詹晓阳的心情随着叙述愈发沉重。他能想象当时孤立无援的周姨，面对至亲的逼迫是何等无助与心寒。

“接下来的日子，婆婆频频带着儿女们上门纠缠。应允便罢，不允便闹，恐吓威胁，甚至发展到半夜砸破窗户、往屋里扔秽物。孩子们在一次次惊吓与争吵中，心灵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几个月后，周姨的大女儿情绪出现严重反常，两个年幼的儿子听到突兀的声响便会惊恐地蹲下躲避。最终，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周姨被迫妥协，签下了那份不公平的协议。”

写到这里，詹晓阳的脑海里展现了，周姨所遭受的欺凌和孩子们受到的伤害，令人揪心。妥协，是无奈，也是更深苦难的开端。

“协议签订后的头几个月，婆家尚且能按约定送来生活费。但很快，他们便以‘生意亏本’为由，给的钱越来越少，直至分文不给。为了给落下病根的女儿治病，周姨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但女儿的病情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日益严重。家中还有两个正在读中学的儿子嗷嗷待哺。”

绝望的气息透过纸背弥漫开来。詹晓阳写到这里，不禁为周姨的命运感到深深的悲哀。他轻轻舒了一口气，仿佛要呼出胸中的块垒。

詹晓阳提笔继续写道:

“被逼入绝境的周姨，卖掉了家中唯一值钱的三居室房子，搬到城中村租房子住。她要用这笔钱继续为女儿求医问药。然而几年下来，钱已耗尽，女儿的病情依旧如故。手握那张写着‘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书，周姨欲哭无泪。”

“但为了孩子们，她不能倒下！此后的多年里，这位曾经家境优渥的太太，不得不放下所有尊严，不停地去做小时工，帮人做饭、打扫卫生，用辛勤劳作换来的微薄收入，艰难地供养两个儿子，直至他们大学毕业。岁月的风霜早已侵蚀了她曾经的容颜，留下的只有满面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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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累了，在这个承载了太多痛苦记忆的城市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她带着病情稳定的女儿，回到了故乡潮城。然而，父母早已离世多年，故乡已无她的立锥之地。万般无奈之下，周姨带着女儿申请住进了福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