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凡坐在棚子角落的小马扎上，看着王猛给妞妞拿磁性写字板。

王猛是他的同乡，比他小两岁，从老家来县城打工，在工地搬了三个月砖，老板跑了没拿到工资，就来帮他看摊。

林凡管早晚两顿饭，中午王猛自己啃馒头，一个月给150块，比在工地干体力活少50块，但胜在安稳。

王猛的手掌又大又粗，掌心和指关节处全是老茧，是在工地搬砖、扛钢筋磨出来的，指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水泥灰，捏着那支小巧的塑料写字笔时，动作笨拙得像在摆弄易碎品，笔尖好几次差点戳到写字板的屏幕。

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胸前，工装左胸印着的“红星砖厂”四个字已经模糊，汗珠晕开一小片湿痕，很快又被热风烘干。

他另一只手拿着张《县城日报》扇风，报纸“哗啦哗啦”的响，报纸上1998年6月12日的日期用黑体印在头版右上角，油墨味混着他身上的汗味飘过来，带着股朴实的烟火气——王猛每天都会把报纸带回去，晚上睡前翻一翻，说能“长见识”。

“这天儿热得邪乎，柏油路都快晒化了，早上我骑车来，轮胎压在路面上，都能留下浅浅的印子，粘了层灰，回家得用刷子刷。”

王猛扇着报纸，眼神瞟向棚外的马路，路面泛着白光，像铺了层碎玻璃，连路过的自行车都骑得飞快，骑车人的衬衫后背全湿透了，贴在身上。

林凡没接话，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心里像压着块十斤重的石头。这小杂货摊就像口浅井，井水够日常喝，却挖不出能解渴的泉眼。

万一哪天黑皮要加“规矩钱”，或者进货价涨了，这点利润根本扛不住。他得找口更深的井，一口藏在时代褶皱里、裹着信息差的井。

1998年的县城，市场经济刚起步，很多老物件还没被人发现价值，就像蒙着灰的金子，只等着懂行的人弯腰去捡。

当时县城里连像样的古玩店都没有，只有城西有个卖老家具的摊子，老板只认红木、紫檀，对连环画、旧报纸这些“小玩意儿”根本瞧不上，说“占地方还不值钱”。

傍晚收摊时，天还没完全黑，西边的天空泛着橘红色的晚霞，筒子楼方向传来炒菜的香味，谁家炒了辣椒，呛得人忍不住咳嗽，还能听见“叮叮当当”的炒菜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笑笑抱着林凡的脖子，小脸蛋贴在他汗湿的衬衫上，软乎乎的小手攥着他的衣领，指甲盖里还沾着点下午玩泥巴的土：“爸爸，地上凉。”

棚子的地面是水泥打的，当初铺的时候没找平，一边高一边低，返潮的时候能映出人影，踩上去滑溜溜的。

林凡弯腰摸了摸，指尖能感觉到凉意，确实凉得扎手。

他想起早上翻出的那个旧纸箱，是以前进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用的，外面印着大块的牛肉和面条图案，红色的汤底早就褪成了淡粉色，纸箱侧面有个破洞，用胶带粘了两层。

里面塞着进货时用的废报纸、碎泡沫，还有些玻璃罐的防震棉，棉絮都露出来了，或许能找块硬纸板给孩子垫着坐，省得凉着屁股。

他蹲在纸箱前，指尖刚探进去就触到一股霉味，混着旧报纸的油墨腥气，还夹着点方便面调料包的咸香味。

那是以前装方便面时漏的调料粉，在纸箱角落结了层淡黄色的痂，像老房子墙角积了多年的灰尘。笑笑赶紧把脸埋在他颈窝，小鼻子皱成一团，声音闷闷的：“爸爸，臭。”

林凡笑着把她往远处抱了抱，用袖子挡着她的鼻子，另一只手在纸箱里慢慢翻找。

碎泡沫滑溜溜的，蹭过指尖时像摸到了肥皂，还会沾在指腹上；废报纸是1995年的《人民日报》，纸页已经发脆，一捏就掉渣，上面的标题“深化改革”四个字还清晰可见。

突然，指尖触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不是报纸的软塌，也不是泡沫的滑腻，是厚而脆的纸页，边缘带着岁月磨出的毛边，像老人手上粗糙的茧子，摸起来有点扎手。

他心里一动，小心翼翼地抽出来一看：是本连环画，封面的纸壳已经磨得发白，边角也卷了，但还能看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七个黑体字，字号约莫三号，透着股厚重感，字的边缘还描了圈淡黑色的轮廓。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圆形标识缩在封面右下角，红色颜料脱了大半，露出下面泛黄的纸底，像旧照片褪了色，标识里的“上海人美”四个字还能辨认。

翻到版权页，1962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黑色字体像颗钉子，狠狠扎进他的眼睛——印数只有10000册，在当时不算少，可保存到现在的，恐怕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毕竟那时候连环画大多是孩子看的，翻来翻去容易坏，还有不少在搬家时被当作“破烂”扔了。

林凡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胸口，一股热流从心底往上涌，冲到太阳穴，耳朵都嗡嗡响。

前世的记忆突然从雾里钻了出来：2010年的时候，他在电子厂的老同事老张，曾捧着一本1958年版的《武松打虎》连环画在办公室炫耀。

书用牛皮纸包着，老张打开时小心翼翼的，说那本书在省城的古玩市场卖了3000块，抵他半个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