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修建园林、后宫设市是灵帝荒唐的“雅好”，那西园的裸游馆，便是他沉溺声色的“真性情”暴露无遗。

那馆舍依水而建，阶前爬满绿苔，引洛水入池，又将西域进贡的茵墀香投入炉中，以热气熏染池水。香雾缭绕间，池水泛着细碎的金光，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宫女们，都被勒令褪去罗衣，赤身与他在池中嬉戏。她们或划水追逐，或倚着池边的玉石栏，笑靥映在波光里，而灵帝便在其中穿梭，时而掬水泼洒，时而揽过一人低语，常抚着温热的池水感叹：“朕若能如此快活万年，便是天上神仙也不换！”

洗浴过后，带着香气的池水顺着暗渠流出宫外，那股奇异的芬芳能飘出数里地，百姓们私下里便称这条渠为“流香渠”，语气里满是鄙夷。

到了夜间，裸游馆的欢宴更盛。灵帝抱着美人坐在临水的亭台里，杯盏相碰的脆响混着丝竹管弦，酒气与脂粉香缠在一起，顺着风飘出宫墙。连巡夜的宦官路过，都忍不住停下脚步。

这样纸醉金迷的“快乐”，终究要靠国库的银子铺就。可灵帝登基时，面对的本就是汉桓帝留下的“三空”烂摊子——田野荒芜、朝堂松散、仓库空空。他自幼在贫寒中长大，对金钱的执念早已刻入骨髓，非但不想着休养生息，反倒天天抱怨桓帝“不会积财”，连家底都没给他留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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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填满自己的钱袋，灵帝索性把西园变成了“官爵交易之所”。他命人在西园设署邸，明码标价出售各级官职：两千石的高官卖两千万钱，四百石的小官卖四百万钱；就连县令、县长这样的地方小官，也按所辖县的贫富定价，富裕县份的官帽能炒到千万钱，贫瘠之地也要数百万。规矩更是荒唐：富家子弟想做官，必须先交足钱才能赴任；穷书生若被选中，允许先上任，却要在任期内加倍补交，连本带利一分不能少。

一时间，西园门前车水马龙，买官者摩肩接踵。有富商揣着整箱的铜钱排队，只求买个郡守当当；有地方小吏凑遍家产，想换个京官身份；连灵帝的母亲董太后都看得眼热，撺掇儿子“扩大生意”，连三公九卿这样的朝廷最高官职，也被标上天价公开售卖。有次司徒位置空缺，竟被一个叫崔烈的富豪花五百万钱买走，灵帝事后还懊恼地对身边人说：“早知道能卖这么多，当时该再抬抬价。”

内库渐渐充盈起来，董太后居住的永乐宫里，成箱的铜钱堆得像小山，连窗台上都摆着金银器皿。灵帝和董太后看着满屋的钱财，笑得合不拢嘴，时常亲自清点数目，仿佛这样就能填满早年的穷酸记忆。可他们哪里想过，这些沉甸甸的铜钱上，沾满了百姓的血汗——买官的人上任后，哪有不拼命搜刮民脂民膏的？赋税加倍，徭役加重，百姓卖儿鬻女都凑不够钱，只能在饥饿与死亡边缘挣扎。

西园的喧嚣里，听不见民间的哀嚎；堆积的钱财旁，看不见王朝的裂痕。灵帝只当自己是最精明的“掌柜”，却不知这场疯狂的买卖，早已把东汉的根基蛀空，只待一阵风吹来，便会轰然倒塌。

最致命的祸患，莫过于“十常侍”的崛起。灵帝晚年，张让、赵忠等十二名宦官凭借皇帝的宠信，尽数被封为中常侍，把持了朝堂内外的大权。这些宦官本是刑余之人，却仗着灵帝的纵容，将家族子弟安插在各州郡县，充当爪牙。他们横征暴敛，强占民田，甚至敢挪用赈灾的粮草，以至于“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地方上最好的宅院都是他们的私产，连片的良田横跨数个郡县。

灵帝对这些宦官竟信任到了病态的地步，公然对人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有了这句“金口玉言”，十常侍更是有恃无恐。他们在宫中伪造诏书，将反对者诬陷为“钩党”；在宫外纵容党羽杀人越货，百姓稍有不满便被冠以“谋逆”之名。朝堂上，王公大臣要么趋炎附势，争当宦官的门生故吏；要么被排挤打压，连太傅陈蕃的后人都只能隐姓埋名。是非颠倒，公论荡然，整个王朝的血管里，都流淌着腐败的毒汁。

恰在此时，连年灾荒又接踵而至：中原大旱，赤地千里；江淮洪涝，饿殍遍野；蝗灾过后，连草根树皮都被啃食殆尽。百姓走投无路，易子而食。

可此时的灵帝，仍在西园的裸游馆里与后宫丽姝宴乐纵淫。宫女们扮作的“商贩”还在争吵，龙舟上的丝竹仍在奏响，朝政大事全凭十常侍裁决，他连奏折都懒得翻开。当张让在府中用金玉铺地，赵忠命人将搜刮来的珍珠串成帘幕时，雒阳城外的流民正啃着树皮充饥，饿倒在路边的尸体无人掩埋。裸游馆的“流香渠”依旧日夜流淌，只是那曾经飘出数里的香气里，早已悄悄混进了战火与鲜血的腥气。